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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反思录

作者:敬素秋 李晨赵   来源:财富时代杂志 2020 02月刊 2020-03-11 16:5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已经进入决战阶段,社会各方面的应对也越来越有力且有序,曙光初露。人们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也不断发出了反思与反省的声音,这是疫情防控所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随着疫情的结束,总结与反思将会更加全面而深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挑战堪称前所未有。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梁瑜)根据最新疫情数据(2020年3月2日晚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确诊病例80176例(其中重症病例711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4891例,累计死亡2915人,现有疑似病例715例。新增病例减少,治愈人数增多,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兆头。目前国内已死亡2915人,随着部分重症者死亡,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大,最终新冠病毒会夺去多少人的生命,要待最后才能确知。2003年,非典全球死亡人数为919人,中国死亡人数为615人(其中大陆地区319人)。这次疫情致死人数多得多。看到每天上升的黑色数目字,令我们感到万分沉痛。

尽管传染病在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大多数时候退居于次要地位,但从社会稳定和公共卫生的意义上来说,对其的防控如同防火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可松懈。早在8年前,敬素秋研究员著有《科技进步与人类健康》(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便是从全球视野来考察科技进步与公共卫生的发展历史,该书视野开阔、史料翔实、叙述生动。《中国科学报》对此书作了介绍和评论,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了此书。回顾人类历史,病毒的演化和传播,与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紧密交织,文明的兴衰、国家的沉浮也打上了防疫抗疫的烙印。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风病、疟疾和血吸虫病等流行性病疫。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就达700次以上。仅公元119-217年,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中国就曾发生几十起大瘟疫,东汉末年的30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高达12次。瘟疫加上饥荒与战乱,造成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人口大量死亡。据官方数据记载,公元157年中国人口为5650万,而公元280年仅存1600余万,锐减了3/4。可见瘟疫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性与危害性。瘟疫最剧烈由此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人口仅占汉代的十分之一。

近代中国也曾爆发过三次大鼠疫。第一次大鼠疫:1910年11月至1911年3月,爆发于满洲里,当时整个东北地区疫情严重,并波及北京、天津、山东等地,最终死亡人数达6万人。消灭这次鼠疫的总医官伍连德后来发表论文指出:鼠疫源头是俄国大乌拉站一间华人工棚里,旱獭是罪魁祸首,这是历次烈性传染病中唯一的一次精确定位疫源。第二次大鼠疫:1917年8月~1918年4月,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染病后当地人惊恐莫名,坐火车、马车四处逃亡,疫情随之蔓延。疫情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死亡14600人。第三次大鼠疫: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始于海拉尔,死亡9000人。从世界范围看,公元前5世纪,一场瘟疫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公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瘟疫蔓延,令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14世纪中叶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欧洲政教合一体制。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导致近亿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收场。值得警惕的是,人类在发展进步,病毒也在“推陈出新”。进入21世纪,一度被消灭的疟疾在热带地区死灰复燃,杀伤力超过以往。SARS、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至少30种新型传染病横空出世,近100种传染病仍在全球肆意横行,以惊人的速度感染、吞噬鲜活的生命。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显示,人类对病毒的认知仍存局限,遏制病毒的持久战远未结束。全球化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在加速病毒传播,抗击疫情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500多年前,病毒“坐在”商人的船上、士兵的马上,以通商、战争途径传播,在全球大规模肆虐往往需要数年。全球化的今天,城市化突飞猛进,互联互通的世界,病毒得以“坐”上飞机,“乘”着高铁,在全球极速扩散、传播、蔓延。抗疫控疫成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棘手的挑战之一。以这次新冠肺炎为例,目前除中国外,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疫情,且有进一步恶化趋势,与中国毗邻的韩国、日本,中东的伊朗疫情都比较严重,就连欧洲的意大利和远在太平洋西岸的美国也发现数10例感染者。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目前除中国外已有58个国家出现新冠病毒病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有7169例,按照专业人士预测,该数据还在增长中。可见,这次新冠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灾难。尽管目前专家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还没有取得共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抗击疫情的坚强决心一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凶恶的病毒都是头号公敌,我们必须相互携手,共渡危难。

20世纪,人类消灭了天花,我国也很好地控制了血吸虫病、鼠疫等传染病的流行。然而进入21世纪后,短短20年,我国就发生了两次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大流行,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以至于今天,一个“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大武汉尚处在封城之中,以抗击传染病的流行。凡事总有因,是天灾还是人祸?或者兼而有之?虽然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对自然的背离所造成的。国家疾控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仍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错误的预测也导致了非典疫情持续时期长达近10个月。2019年12月底武汉基层医院已发现不明肺炎并上报疾控部门,似乎并未引起各级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随后,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卫建委研判失误,应对迟缓,至少为防疫延迟了宝贵的半个月时间,到使后来的防疫陷入极端被动,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我们应从这次大疫中深刻反思,总结教训,亡羊补牢。

反思之一:国家对现有各级疾控中心应痛下决心整改,提升,进一步提高其行政地位,赋予其应有的责任与权利,疾控中心应有疫情发布权。要建立并完善各级疾控中心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响应的制度。要吸取这次深刻教训,切实改进并完善疫情直报系统,当基层医院在发现不明传染病毒时允许直报国家层面,各地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

反思之二: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特别重视选好用好各级疾控中心干部。要让一批有社会良知、有担当精神、专业水平高的专家学者担任主要领导。决不能选拔一些尸位素餐,对上唯唯诺诺的昏官、庸官、贪官,或者是一些权迷心窍、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上去了,人民只会遭殃。

反思之三:要重视依靠专家团队,特别是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一辈医学专家及各级医学院有临床经验的病毒学和传染病学专家,还要重视基层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预警信息,发现任何疫情苗头都要及时研判、及时反映、及时向公众发布。在对疫情研判时,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困难估计充分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

反思之四:要建立奖罚机制,对于在疫情出现后有功的吹哨人应当予以重奖,对压制、谎报、瞒报者必须严肃处理,目的是把可能发生感染的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对在抗疫中作出贡献的医护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公安民警、各级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社会自愿者,要视具体情况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公殉职者可以追认为烈士;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以渎职罪论处;对挪用、贪污捐赠物资和钱财者坚决依法严惩。

反思之五:卫生防疫工作时刻都不能放松,与公共卫生有关的硬件建设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防疫物资储备也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医疗更应得到进一步巩固,公立医院的比重只能加大而不能缩小。医护工作者的待遇还要进一步提高。

反思之六:在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方面还需要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并投入更多财力,国家在每年财政预算上应给予较大倾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风险,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

反思七: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见证了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中医,尽快调整中医政策,将振兴中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要对广大民间中医工作者松绑,按程序取得行医资格证,除外科手术外,允许民间确有擅长的中医先生行医治病,使其合法化。各个大医院也要恢复中医应有的地位,尽可能采用中西医结合方式救治患者。

反思之八:这次抗疫凸现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各级政府要特别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在政策、资金、组织上都要有利于基层建设,特别是党支部建设,使基层社区在未来突发公共应急事件中真正起到战斗保垒作用。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并在此基础上把我国的公共卫生建设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全世界充分彰显中国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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